1. Talk about something in your job related to your MBA studying.
2. What’s your long term goal and short term goal
3. Why MBA
4. Why Olin
5. Talk about when you work as leader
6. Talk about when you are a group number
7. What’s the determine factor for your MBA program preference
8. Q&A
9. How many things do you know Olin?

    早上起来交了Hopkins的申请费，好吧，又是新一轮的等待。中午从CA出来虽然还有些冷，但已经感觉到风在转暖，春天的脚步近了。CA的饮料很便宜，但是却没有喝的想法。在三月中的北京，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又都需要专注和耐心。
   今天看到一个提议，80岁以上的老人今年可以统一领取津贴，奶奶也应该能领到吧，看了觉得欣慰。一笔钱，对国家来说不算什么，如果投入到某个项目上，投入到某次活动上，可能没有就没有了，但是对于许多老人，尤其是对许多农村老人来说，一个月2,3百元可能意味着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尊严。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尊严二字的分量就体现出来了。
   下午要挤时间看看Olin的资料，这也很重要。

                                   贵州第五日 
 
                周日，早上起来看了两个小时的书，中午去喷水池买了份KFC。两个感受，一是贵阳的KFC的效率太低，本来人不多的。但是服务员拿餐的速度很慢，前面点餐的人又很犹豫不决，等到排到我的时候服务员就摆上了一个暂停服务的牌子。城市发展的路还很长。下午去游了个泳，然后继续宅在屋子里。看到了一个National geography channel 的记录片，感觉很震撼，讲述了刚果（我们称之为扎伊尔）大猩猩看护人的故事。看到一只怀孕的大猩猩被杀死，众多的护林员抬着大猩猩去墓地真的很震撼，这是全人类的耻辱。大猩猩对人类的意义是什么？是人类的兄弟，人类的基因的仓库，还是自然界造化的神奇？也许都是。在刚果这个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里，已经有140个保护员被杀死，虽然他们训练都拿着AK47。

               晚上去游泳，渐渐的习惯了这个游泳池，做一个只飞翔的鱼。CC和光哥加了一个整天班，CC更是加班到凌晨5点，而左玲和丹丹去黄果树看到了左拥右呼的王石。这个diversity 的贵州之旅 没有进KP的时候听说四大的工作累，进来了有了些新的感受。四大在国外是否也像在国内这般加班，或者是说是在并不是压力很大的项目上需不要一直没有效率的加班，或者是加班已经成为四大的企业文化。昨天看newsweek ,法国从1906年起周日上班就是违反的，一周3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神圣不可侵犯。法国的会计师firm也会像我们这样熬时间么？四大和东亚的文化结合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加班，很多时候是没有效率的加班，原因就是已经形成了惯例。当项目现场负责人对所带项目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其往往选择在工作场所继续工作。由于每位同事所分配的工作内容不同，工作已经完成的同事也因为组织传统的压力而不能离开。日复一日，渐渐的加班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无论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公司内部严格的层级关系使得传统通过层级关系延续。当四大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薪金水平较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高时尚可吸引到优秀的人才。而随着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接轨，会计师在西方所处的正常社会地位开始显现，再加上结合本土文化后形成的独特加班文化，四大的光环终将褪去。 
 
               晚上9点40，写于3个小时的枯坐后。这几天的生活很简单，工作，吃饭，然后洗澡睡觉。游泳的时间都没有了。这只是一个中期，为什么需要这样呢？ Is this the life style I would like to enjoy ? Or whether the business culture of China-Mainland Accounting firm could survive in long-term ? When the living standard of Chinese people improved ,when re-identify the means of life in china , the land with long history ,long memory ,and invariably tradition . 

                                                   贵州第四日  
 
           今天客户那边的数字出来了，于是我们周六加班一天来对数字，给工作底稿上数。和第一次做审计相比，现在对审计的概念已经清晰多了。分给自己的那几个部分现在已经知道了一个大体的框架。 大家工作都很认真。中午3点的时候还没有人去吃饭，还是我第一个说去吃放，然后大家才一起去吃饭。晚上7点的时候大家才离开公司。今天贵阳下雨，空气很清新。不过路面却很脏，有南昌的感觉。 飞信上曾老的话在提醒着我，而我还缺少的是一个严格的时间表，规定好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有了这两样才能做一个有效率的人，完成改完成的工作。
                      
                           7月18日 贵州第11日

       已经18号了，又是一个周末。听着May it be在办公室里加班。这样的生活好么？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简单有力。如果是在之前一定觉得很好。努力工作，生活简单，团队之间互相合作，工作氛围也很愉快。但现在时不时的会有些抱怨。当然外界因素有很多，都不用列举。那我内在呢，和学生时代的我比起来我有什么变化呢。记得大三的时候得生活是这样的，周一到周五上课，晚上做家教，然后周六周日上辅修专业。别现在累，但那时候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现在呢，学会了高谈阔论，最基本的无欲则刚却没有了。这样的那样的想要的，这样那样的欲望，在一个人的时候却成了最浮躁不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四大的工作不好，还是这个世界太浮躁呢？昨天去了黔灵湖，在夜色中登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给我们指路，已经不上学了，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在山中有座房子，对着湖水，周围还有很多猴子，是否很好呢？也许茅盾先生的风景谈说的永远正确，人和自然的结合才是最美的风景。

             Ｄana的GMAT考了720，嗯，在KP周围的人总有不能小看的理由。下面的两个月是这么的重要。CC爬过太白山，他的大学生活一定很精彩。Rand corporation . 


                   贵州第十二日 
 
           今天把memo改好了。英文的，还是挺麻烦的，看得头晕眼花。剩下的工作就没有什么压力了。然后中午开始用peterson’s 查学校了。Finance Master有47所，MBA-Finance orientation 有20多所，还有Canada的。在回北京前大概把学校看完。读一个外国的文凭还是有些用的，Canada的移民打分这项可以占5分。SL今天去小汤山干活呢，也很辛苦。现在渐渐的对审计有了一定的认识。整个memo的框架和结构也开始变得熟悉。整体来说，我们贵州team是一个很和谐的团队，在KPMG的好处就是可进可退吧。 到了今天做final的时候就可以和A1 住一个屋了，到时候就可以占主导地位了。周日看了Domestic trend of China and America ,Iran . The article is really interest and illustrate the main trend of the three country.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 the three country face to diffe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circumstance. The article show little confidence about the China future ,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in 2005 the Per capital GDP is 1700$ which is the figure of America’s 1850 per capital GDP …… 

               2009年7月23日 今天我27岁生日。
            
           记得高晓松青春无悔的专辑上说他的3个九年清澈清晰，那时18岁，想像我27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时写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27岁的霍去病已经名满天下，三军恸哭了。这是第三个在工作中度过的生日，07年的23号，我和小翔，小栋，Joyce，Monica，宋铭，齐峰，王欣一起吃饭庆祝，还保有他们给我写的祝福的话。08年的23号，在NBC忙碌，奥运会还有15天就要开幕了。吴越，Sokko，Josh，Gahagan，Divid，Nick，Cap，在eng crew 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那么，这一年呢？在KP的生活，是否快乐呢，做到了 百分之多少的自我呢。也许可以用来自我安慰的一句话还是傅雷先生在《约翰.克里斯多夫》前言中的那句话：真正的光明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的时间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如果人生是一段横线的话，那我的几个人生的低谷在哪里呢？01年的高考失利，05年的对自己不负责任，09年的迷失。好吧，02年呢，06年呢，10年呢，按照这个规律，接下去的半年和一年会是一个好年头。现在我远远没有资格和勇气来停下回忆，希望到我60岁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用平静淡然的语气写一段回忆录，可以说我从未被卑下的情操屈服，人格的光芒从未被堕落的黑暗所掩盖。 The sun is rising ! 7月29日终于今天晚上没有加班。周日一起去了花溪公园，周一周二就是昏天黑地的两天，周二上午还去医院花了6块5看了个病。好吧，是因为我没有拿药，忙碌了两天肚子倒也好了。今天做SOX测试。翻凭证打电话，中间还打错了一个电话，结果那个人说别打电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骗子。。。昏倒。。。还有两天就要回北京了，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花溪公园的风景不算很美，不过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今天买了些贵州的工艺品等教师节的时候送给王老师。王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值得敬仰，值得学习。晚上在百益咖啡吃的饭，环境还挺好的。不着边际的写着，莫名的有些伤感。Let’s go forward .

                     在1万米的高空写字。记得小学课本上有刘白羽的《飞机上看日出》，壮美瑰丽，熔金异彩，他是从北京飞向莫斯科，应该是飞过蒙古高原，然后是中西伯利亚，乌拉尔上，终于到了欧洲。不知道是否飞过贝加尔湖，不知道是否看到地球的眼睛。飞机离开时还是贵阳的早晨8点，下雨，飞机穿过云海后来到蔚蓝的天空之下，清朗明长。每次飞机起飞时的巨大推力都会让我想起GE的强大引擎与美利坚的综合国力。35年前，父亲第一次开着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冲向蓝天的时候，他又是什么心境？斗转星移，世事变幻，不变的是一代代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努力和隐藏在实现个人价值之后的对人生意义的求索。 “笔或能掣，发难再青。愿长携手，皓首言经”，朋友写的这十六个字隐隐有古诗十六首的意境，人生匆匆百年，想做而又有条件做的事情值得好好珍惜。

                  周日下午坐在书桌前，听雪山飞狐的老歌《追梦人》，“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动你的梦…..看我看一眼吧，莫让红颜守空尘，青春无悔不似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 。悠扬的旋律把我带回了第一次看《雪山飞狐》连续剧时，初一的寒假，年过去后等待开学的一个个空白的午后，坐在凳子前和奶奶一起等待《追梦人》的旋律响起，白雪皑皑中把少年的心绪带离了对开学生活的未知和忐忑，带到了一个充满侠义和传奇的世界，仿佛那个世界更真实。后来看过了所有的金庸的小说，从极北苦寒的冰火岛到海峡相望的台湾岛，从花漠子刺的雪山大漠到绿柳依依的江南水乡，从冰封千里的松花江畔到春色永驻的苍山洱海，从万千变化的星宿海到绿野阡陌的江汉平原，一本本装祯平淡无奇的书带我走遍了天涯海角。

            从2000年前的西施逢心到1644年上海关前的怒发冲冠，从北宋的力保边陲到襄樊的十年坚守，从宋亡后的衣冠不存到明末的千里赤地，从西夏的兴衰湮没到后金的勃发兴起，从“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到“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段段章章伴随了无数少年历史观的形成。童年时看过的上下五千年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一直以来和朋友谈论起金庸的小说的好处总是提到的是其视野的广阔，历史画面的波澜壮阔，承载的传统文化的精妙深厚，语言的流畅清新等等，而被遗忘的是小说中人性的光辉。

              很久很久没有更新这里了，在网上转过很多地方，最后回来的还是这里。当街车走过千山万水，才发现老朋友的问候胜过一切。这一年中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触及到心灵最深处的快乐和忧伤。我长大了。总有一个时间，会静静的坐在电脑前把心理顺。
我在给NBC olympic 工作，2008我的奥运会。早晨6点半起来，晚上10点回家，各个场馆之间的奔波，和同事们的沟通从障碍到流畅，看着奥运会一点点地临近，觉得要记录下些什么。在流水日记中穿插记忆和历程。一步一步，走向远方的历程。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址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时对儿媳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把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十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坠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〇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关系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全体社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外国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是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现在许多人都说，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 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全有了。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经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上升。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工程师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境是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之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过，他小时候（一九四O左右）曾经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干脆把旧货推下河中去。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政府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同时国内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 “全共斗”学运达到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 （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和高跟靴，弹吉他唱反战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进自卫队基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的三岛头部相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亲和学校老师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长大以后开始看各种评论才开始理解其所以然。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会上基本认为三岛之死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OO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者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还是否定的。）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来樱花国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后座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定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球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和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工作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记。我从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学们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推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兰兰和康康了。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货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了卫生纸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去抢购，没半天真的卖光了。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以前贵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卷事件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境特豪华起来，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详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账。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培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让他放弃了升学的念头。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和老师同学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以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 “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是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了，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把自己划为“ 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有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戚朋友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区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很快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是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中，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以后，只有少数人在学习汉语的。作为惟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门课，一开始就特别喜欢。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士著名的音韵学者滕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滕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 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钟情，一点儿也不夸张。滕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小时候，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好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笑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扁制过的。哇，多么特别！可以说，横滨中华街食一九六O，一九七O年代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了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于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着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起的时装杂志《JJ》一模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上日中学院的课了。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些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个多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认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岁，曾经经历过“火红的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革”时期作为日本学生代表团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已经开过三中全会，早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唱《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击队之歌》！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外地人可以“上”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 “下”去的；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暑假汉语进修班。中国民航班级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候，周围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他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那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一九八三年，东京迪斯尼乐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也争先恐后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了通年卡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斯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我小时候曾经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别丰收，塞满了好几个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还送给邻居朋友，场面真热闹愉快。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彻头彻底的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由我看来岂有此理。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坐在白天都昏暗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查着字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是恋情么？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回东京后，马上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幸亏顺利通过了选拔考试，出发日期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国，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到四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中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谈中，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以后，我回国毕业当了记者，可是老梦想这海外，不久就提出辞呈，订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票。根本没有想到这一趟会是从多伦多到香港长达十年的大漂流。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以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倍。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要打的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往来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都解体了。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收到压岁钱，并用 “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并再一次领到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去过年，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作“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这个词，中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很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银行户头里还有储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静下楼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导下越走越非理性。社会上，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 “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只是梦；二OO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预测，今后的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供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是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是也。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 OO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坊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园了。后来，一时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人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里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附记：二OO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门）公司得总经理崛江贵文（俗称 Horlemon）因违反证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几乎同时，他头号手下的遗体在冲绳县饭店客房里被发现，令人怀疑该案件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才半年前，崛江在执政党推荐下参过选，给捧为新一代年轻人得榜样，然而，情况一变，落水狗被打得可惨。他曾发出的一句话“金钱能够买一切”成了道德观念败坏到底的铁证据，这回被形容为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风气堕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后，崛江付三亿日元（约合两千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而重新获得了自由。三个月内，他瘦了八公斤，读了两百本书，看起来并没有憔悴，精神好焕发的样子。虽然失去了公司的经营权和大部分财产（因股价猛跌），他还是拥有六本木HILL的豪宅；大概正在俯瞰整个东京而思考下一个棋子该在哪里放下。

我这一代香港人 作者：陈冠中 我是上世纪52年在上海出生的，四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到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分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五十万，到1953年已达两百五十万，光1949年增加了近八十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可想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的、来自上海和大陆其它地方的，是在认同大陆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带点恐怖、大致上受隔离的陌生邻区，而我们也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每天仇大苦深想着香港是个殖民地，我们只是平凡的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其中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出来的。 意识中排斥当代中国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二十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有报导大陆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唯一例外是「左派」学校的学生，在人数上是极少数。 我们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学校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们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中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唯一接触到中国大传统的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中人，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东西，有些根本就不理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姊姊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十次披头四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搞了些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觉悟到没有必然关连。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由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大陆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经过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大陆更有戒心──把大陆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外，以我观察，六七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繁荣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三十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帮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冒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低下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人30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建立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的先进者的便宜。另外，大陆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了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自以为擅随机应变 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已见多识广。 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叫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是没有油的，因为后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个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有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是我们的can do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这代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价值，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们这代教出来的。 说197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了。 正如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火红并不是我那代的主流特质，实际参与的人就算在大学里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保卫钓鱼台」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才只有3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是较高。 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想像的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依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拚搏，不太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毛派，也叫「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毛和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堆跟当时仅存的港澳老托派联络上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加价、反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语文、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说起来远不如1989年、2003年上街人数──那才是火红的年份。 待四人帮倒台，不少毛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障碍都没有。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可以看到，毛派的深层执着不是毛主义，而是国族，可提炼出来给今天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空群而出要求民主如2003年的五十万人上街，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是大部份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对普选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我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对大陆的畏和疑，而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更严重拖慢了港人学习爱国的进程。 主流：赚快钱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1980至19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对部份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份是因为九七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风险保险。有部份的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去彼邦，丈夫仍在港工作，成「航天员」，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彼邦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移民加澳应属失利。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大陆的变化，九七前后回流香港的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彼邦，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彼邦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二十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而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他们的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活，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们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他们认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1970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代的镀金年代。 我们带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想象的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依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拚搏，不太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是的，我们爱钱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俗（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公务（尤其当公务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理解到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亲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底子里是比较自利和计算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的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初是羡慕，后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它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1973-74、1982-84、1987、1989、1993-94等年，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的往上冲。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还不如买一个单位的楼。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上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问股票价。多少做工业的人把工业停掉﹐用厂地让自己转项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改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而我这代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1980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里根撒切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我这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公地的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解规管渐成政策。资本市场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PE（市盈率）、IPO（首次公众认股）。好像是天赐给我这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不过，当学说变成信仰咒语后，就出现外部效应，不利于社会进阶和凝聚。 1980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不用多说的是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基本法，这些1980年代开始订下的规范性的纲领。 我们一些作为决定今日香港 1980年代大陆开放，我们的工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谁都不能用工业空洞化的理由劝别人留港，或提出什么工业政策。既然是赚钱机会嘛，那就去吧，本来已经有点到头的轻工业，也不用烦升级再投资，那些陈旧的设备都被运进大陆，找到廉价的劳动力，重赚了一笔，并实时利及香港。工厂搬走（像当初上海人南来开纺织厂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产。可这样一来，整个香港在1980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业。 1983年的9月，因为中英谈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对美元的汇率变成一比九块五毛五，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改跟美金挂钩，当时也是非常有效的决策：民心很快被稳定了下来，外资也安心，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金。 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着经济体质差异很大的美国走，这个1980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解套。 举个著名案例，在九七回归前，那时美国恰恰因为墨西哥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香港也只能跟着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大陆很多单位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等原因），应提高利率才是，却变了降息火上加油。 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了我这代中产者高价入市后变负资产。 香港1980年代以来关键都在房地产。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每年限量批地50顷（1981年还在售地216公顷），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预市场而不是放任，托高了地价，成就了财富集中在大地产商的「不完全竞争」布局（1991年至1994年落成的私人住楼有七成是由当时最大的七家地产商提供）。1984年至1997年首季，楼价升了14倍，推到一个和港人收入远不相称的地步﹐把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按贷银行），进一步鼓动了港人走精面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决策。 世界上比较上路的政府，很少故意搞地产过热，玄妙的是香港历任政府竟甘于会同发展商和银行扮演地产热钱化的主谋共犯，而沾沾自喜的我这代有恒产者岂能不成从犯？ 香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少于20％，英国殖民者留了超过80％给山和树，香港的土地真的不足吗，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的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是后者。 1997那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总收入23％，还未算印花税。反讽的是，一半人口住的公屋，加上公共设施、公立医院，公费教育和公务员，不靠卖地和房税征来的钱，我们又怎能享有这么窄的税基交那么少的所得税和利得税？ 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移形换影大法：香港政府既似是积极不干预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对社会能力强势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两个迥异的经济学家──傅立曼和阿玛塔耶森── 同时在指导香港经济，而从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却是一只依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护地产金融财团的有形的手。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了怪兽。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本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向银行贷款买房，世代相传了地产必升的神话，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在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让有恒产者与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在私人住宅市场买不起恒产的人，政府建公屋或租或卖的低价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加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联系汇率，繁荣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香江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我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陆在改变、地缘优势在磨灭、热钱靠不住？突然物换星移，好日子不再。 场面撑久了，我这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此的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和1997年以前我们自己设的套有关。 譬如，我们的基本法里，规定公务员的薪水不能低于九七前，就算经济不景，他们的薪水也不能大调，以此来保护当时公务员的信心。 打笼通资本主义 又譬如，我们自以为平衡的预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里对此有期待。这点让董建华担心，从1998年到现在，香港每年都有赤字。 有些人说董建华上台后改掉了许多东西，其实现在香港更多是九七前的继承，而不是九七的决裂﹕并不是说英国人走了，我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受他们的影响了。重大的局面都是九七之前已经布好，而不是九七后才有的，我们只是把九七前的问题更劣质化更外露罢了。 我们的公务员以前听命于英国外交部和女皇任命的殖民长官，现在也是采取和上面完全一致的态度，他们无所谓，只要老板叫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它做好就是了，现在做事是没以前轻松了，但他们除了自保自惠外是不担当的，敢为老板在外面说几句话护主，就叫很有胆色了。 董建华政府的认受性来自北京和财团主导的一小撮人，自然向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倾斜，现在香港高级的官员，我同代的聪明人，也就不会去挡住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对政府的黑箱操作。不过财团和主权国官僚的影响向来很大，1997后只是延续，倒是特区行政长官的自主性似更弱于受命伦敦的港督，遂恶化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局。 1997年的香港是非常繁荣的，给了好的开始，财团和官僚结合的新政府以为自已掌握到过去香港成功的要素，很懂香港，非常自信，其实他们由工商专业从政，或由官僚扮政治人，对香港的认识是局部的、选择性的、甚至自我误导的。 本来，回归后的政治安排有点像中国当代史上名声不好的训政，不过训政也是一个机会，大权在握，是可以趁头几年解决一些香港旧有问题及部署应对外部剧变，可惜董建华运气和能力俱不好，无法用上训政给他的机缘。 现在看起来，从外部来说，大陆的改革开放，初则对香港有利，再下来既一定有互补互利的双赢情况，甚至是大陆领着香港雁飞的共荣，但也会让香港体验到「让你的邻居做乞丐」这句话，地区与地区间的激烈竞争是必然的，究竟，香港以前的独占性的地缘优势是没有了。所以说外部的情况是喜忧参杂的。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殊胜，税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还自由。我自己去了大陆台湾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别的社会的城乡、族群、宗教等重大冲突。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1997年以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说是我这代出道前已铺垫的──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这代的。我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盲点，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交不出来的功课 我相信香港不会像扬州、威尼斯般，由区域枢纽都会一落千丈只剩下旅游。不过看到英美一些工业城市一衰落就是几十年，也有可能香港转型需要漫长的一段时间。 我知道还是有人以为政府少说话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会好，这是我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厢情愿。2004年市道转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温旧梦，很不争气的香港人又把资本拿去炒楼了。可惜时代不一样，一个更严峻的变局已成形，我们不可能回到往日 ──何况以前香港政府也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不干预。 往前走，我们要解掉一些1980年代以来自已设的套。我们要来一个「边缘向主流的反扑」。 爱国和民主就是必须并肩变为主流现实的两个边缘价值，缺一不可，否则既有宪政危机，也改不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决策腐败、政府自主性旁落、财富两极化──香港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开，反映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竟由1971年的0.430升至2001年的0.525，属最糟糕的发达国家之一。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分，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的功课。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好好的去研发作为民族国家一份子的民主宪政时代的管治。 我们1980年代开始过度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惟都像地产发展商，而把原有的贸易、工业冷落了。现在，我们不应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的资本市场财技人，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商、工业家、物流界、基建发展商和创意业，以及实干赚辛苦钱的其它产业如零售业和部分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政府现在说香港以金融、物流、旅游、工商业为主，仍不突显工业。 但我这代人所未遇上过的结构性失业，终于出现。失业打击了我这代部分的人，而将持续困扰下一代。这是外部环境转变和产业偏食的后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务业，很明显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 高失业是很伤害社会凝聚的，有经济学家就提出「二元经济」，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鼓励金融这类「高价值、低就业」行业，但从另一元来说，我们也要开发那些「低价值、高就业」的产业，包括所谓本地经济，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缺少就业机会。 「二元经济」原指某些大面积地区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或城乡分列的经济。在全球化下的全球城市，则倾向出现收入二元分化的趋势，一元是高收入职业，一元是低价值服务业，像快餐店职员、清洁工、小贩、迪斯尼主题园的服务员等。 找回出口导向制造业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的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惟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这代很多人是穷出身然后翻身到富裕，现在若把就业者锁在两个世界，扼杀了往上流通的机会，等于正式宣告了下一代人的香港梦──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的幻灭。这将是香港的倒退。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就业」，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寄望。 我们要鼓励制造业、贸易和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找回80年代给我这代人弄丢了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创业观，如果不是那样，以后香港凭什么来做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为什么要把物流给我们呢﹖香港完全不参与某些工序的研发生产升级，不深入珠三角生产链，最后我们连物流也沾不到。我们不能总是厚着脸，求中央政府扭住广东省的脖子让利给其实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并非一无所有之地，我们有多年的累积底蕴，重做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的产业不是不可行，有很多榜样可以学，意大利北部的工业是由无数工作坊式的小工厂组成的，绝对是中价值、中就业。（不过意大利的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风则不值得恭维。） 我在上文说过，我这代人的国际观其实是有局限的，其中一种局限是参照对象太窄。美国固然不能忽略，但更适合为香港整体参照的有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有社会成就高的丹麦、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小国。荷兰环水地小人稠（是香港人口两倍多一点），是全球第六大对外投资国和出口国（跟香港相似），产业比香港均衡多元，以贸易和物流著称，强盛的制造业则传统和高科技俱重，大公司和工作坊并列，既有国际名牌，兼发展金融旅游原料通讯，连渔农业（含花农业）也蓬勃，城市化程度高，失业率在西欧是偏低的，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她的政府、资本与劳工的协商民主政治，也值得参考，通过协商减政府预算、限劳工工资，是后福利主义第三条路的典范。近年欧洲经济不景气，荷兰免不了，偏右政府上台，继续砍政府预算，减公务员工资人数。 当然，香港最重要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种能力，新的发展是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上的，要「趁势」，要「扎堆」，要「透孔」给多点人参与，我称之为「香港作为方法」。 这里，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进交流外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首应做一件事：减税，给愿意做制造业者一点税务优惠，以诱创业者回来香港，这做法象征意义比较大，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息：香港政府的优先次序和作风已调整了。在减税这点我相信连香港的弗利民追随者也不会反对。 还有，现在空置的厂房和写字楼，让他们的价格跌到最后，并继续提供工业用地，以诱中小企业和工作坊进场，因为当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价把它们扼杀的。厂房写字楼不同住宅，不伤及中产阶级，政府想都不应想去救市，这才是积极不干预。 当然，政府应该用公权反垄断，为中小企业除障，甚至引导本地企业为内部市场生产中价值的进口替代，让本土经济也不但开动且能走向中价值、中就业。 城市本身是品牌，要有良好的营商、旅游和居住的软硬条件，要人家赞赏自已满意。在全球化状态下，城市品牌的经营可以创汇、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和精致生活带来的中价值内需。 我们不要那么失败主义的说要保障就业，只能一元是高价值低就业的，一元是低价值高就业的。在两极之外，应有更多层次，而作为政府的政策愿景，更宜奋力造就中价值中就业，或用我同代的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的说法：是「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 如果香港没有新就业机会，有的也只是些很低价值的工作，这样的把部份人排拒在下的社会将是令人沮丧的。我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们退场前是不是也应替下一代铺好路，总不该留下一个大多数人是低价就业的鸡肋城市给下一代。 要做出中价值，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我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观上，我们也要从边缘反扑主流。 以后人家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弹性、要科技和文化内涵、要满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并不是没有这类文化、学术、技术和社会资源，无论是精雅的、通俗的、科技的、工艺的还是另类的，香港全光谱都有，现都在边缘。不够的话，作为开放社会，我们现有的人才知道如何引进更多外面的人才。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走回到我们社会的中心来，不能单靠我这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意大利工作坊里做个家具，要有资产性投资、技艺、审美品味，也要愿花时间、有所追求。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大陆杂志的人物访谈，那大陆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全改变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把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时，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少有理会，主流1990年代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建构较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

             背G的单词，却总有些无法集中精力，仿佛潜意识也在提醒我，明天就要离开了，应该写点什么。初春的时候带着憧憬和忐忑而来，秋天来到时候带着收获和平静离去。 得其所而不惑，足矣。 “昔游再到，记忆宛然”，人生中第一次实习经历会是永远的记忆。白衣苍狗间，紫陌红尘中定会将这段记忆细细品味反思。某些现在不去想，亦或不屑想的道理总有一天会是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个世界有简单的地方吗？读了Philosophy 的PHD是否他人就不再是地狱?我不知道，也许小栋知道。 六个月的时间大约瘦了十斤，或是因为工作比较累，算是一个收获。工作上的收获心得不提，大家一定比我感触更多。最大的收获也许是认识了些值得personal交往的朋友。 

           人总是通过审美来调和内心与外在的巨大鸿沟，和大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则成了灰白色调工作中片片绿意。在GE的日子，总体上大家都是收敛而professional的，偶尔本真个性的闪现总是在我心中留下悠长的光影。 总会想起那一天看过王小波《舅舅情人》，神游赞叹之余，把link发给黄鑫，她瞪着眼睛说不明白什么是绿色的爱情，我却在想象“如北方冰河一般修长的手”。对着电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从小夜刀到爱唱歌的导师，从excel 如何拆分单元格到论文的开题报告，还有一起坐班车到北航走到五道口，才知道原来她不瞌睡的时候走路还挺快。在这个浮华的世界，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和一个纯美的姑娘聊天，是件值得怀念的事情。 总会想起和王欣下了班车一起走过一段林荫道步行到一家小饭馆吃饭，或许聊起学校，或许聊起工作，或许臧否人物。连袁枚同志的《黄生借书说》中也指出了王欣同学是个虚心的好同志。衷心的希望王欣同学早日买上房子，早日把女朋友骗到北京，明年大家都尘埃落定一起到王氏豪宅再一叙短长，把可乐当歌，其喜洋洋者矣。 

              总会想起见到陈靖面试时那套漂亮的职业装和对传说中人大女生的敬畏，后来kappa和清澈的笑，结尾时的“Anyway, I want to speak out , It’s my style” ，内心里为你鼓掌，不是每个人都勇气说出这些Anyway, should speak out 的话。也许发吾力而不至兮，可以无悔矣。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那只豹子是最有尊严的。 希望小栋和我一样大的时候还想去美国读Philosophy的PHD，还能和现在一样毫不设防与人交往，还能不屑于国企部队的混浊。

            人生是一个长期努力学习的过程，愿你不走弯路。文胜于质则史，质胜于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你质胜于文，我文胜于质，我该向你学习才是。见到你的第一面就觉得你会是个可交的哥们，希望日后的日子一直都是。记得《周易•系辞上》的那句:“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晓翔我是由衷佩服的，不是因为帮我改了reference letter ,也不是因为发牛paper , 更多的还是因为为了女朋友据了美国和香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掂量自己，我能做到吗？总有一天，我也会拉着北方冰河一样的手，说 ：“纵千万人，吾往矣”。 酒饮微醺，花开半开，是时候了。钟会见嵇康，离开的时候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无论在哪里，过什么样的生活，内心保有一份份高贵，诗意的栖居于大地。 我会想念你们。

                             小兰 
             
    有的人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比如石小兰。 小兰是我高中时的同桌，在班里没朋友。那时每学期排一次座位，班副管着，谁排到跟小兰同桌，就跑到班副那说我不跟石小兰坐。也说不上是为什么，就是没人愿意跟她坐一块。调来调去的，就把我调给她了，打那以后，我们一直坐到毕业，实在是因为她那一双逆来顺受的眼睛黯淡得像一只老羊，我一念之差，觉得这样调来调去的太过分了，就从我这打住了。从此小兰就成了我的影子，让我后悔莫及。 

             要说小兰除了“闷”和“粘人”以外也没大毛病，我永远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有时候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有“思想”。她老是保持着一种灵魂出窍的状态，让我纳闷极了。我不理她的时候，她就闷头呆着，我一跟她说话，她就毫无来头地先呵呵傻笑，再回我一句不着边的话。我就不爱搭理她了。 我们毕业后多年，我从其他同学那听说，小兰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从没有真心诚意的待过小兰，只是“允许”她在我身后跟了3年。那时她从不问我去哪，只要我从座位上一站起来，她就扭捏地问一声“我能去吗”？。她的语气和眼神让我又厌又怕。 高中毕业后小兰考上军校到了北京，听说在部队里找了个丈夫，已结婚生子。探亲的时候，小兰领着她那丈夫到我家来看我。那丈夫跟小兰般配得像是为她订做的，一进我的家门就说上个厕所，然后就不出来了。看着小兰一脸从容的坐着，我在一边替小兰不好意思显得真是多余。 

             分别了10几年，“当皱纹悄悄地爬上我的眼角眉梢”，小兰居然还是那张粉白的脸，婴儿般细致的皮肤。我想她总该有些话要说，可她好像没想说什么。念在她把我当朋友的份上，我强忍着问一些乏味的话，她一如上学时的样子，扭捏着呵呵笑，偶尔还我一句不搭边的话。 我原以为她出去这么些年能有些长进，最起码也该有所不同，现在我看出来了，就算把她放到伦敦巴黎华盛顿，她照样能“出污泥而不染”，顽固地保持着她的风格。要不是我跟小兰在一块念过书又同桌3年，我根本不相信她在是人群里长大的。 (写于2002-09-26) 


                      老郄 

      我不怎么喜欢跟老郄上街，不知道小云喜欢不，我没敢问她。小云是个多嘴婆，我要是一问，她准上老郄那造谣去，我不能给她这个机会。我们仨老一块上街，没办法，我们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上街这事又不值当的瞒着。我们的办公室装了六个人，那仨是男的。 老郄比我大3岁，我又比小云大2岁。老郄长年理一个半男不女的头，一该理了，她就拉着我跟小云上街，说就手理理发，其实上街的时间还没理发的功夫长呢。但我们也没什么意见，老郄中午请我们吃饭，算是我们陪着她理发的精神损失费。不知怎么的，有那么一回，是夏天，天太热，我跟小云说，干脆咱俩也理了吧。

          这么着，我们仨都顶着当时最时兴的“毛寸”就回办公室了，惹得各屋的人轮流过来瞻仰我们。打那此后有好几个月，我跟小云顽固地向老郄看齐，一长了就理，直到小云的丈夫提出抗议，说小云要是再不把头发蓄起来，一切后果自负。 我不爱跟老郄上街也不为别的，就是老郄一惊一乍的让人有点受不了。老郄看不惯的事太多，按说看不惯不看就得了，但她还不行，偏得看，看了不说又难受。比如一男一女俩人，大街上谁吊着谁的膀子了；饭店里，谁喂了谁一口东西了，凡此种种，我跟小云不注意的事，老郄准能看着，看着了准骂人家“犯贱！”，咬牙切齿的那种骂法。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是生来就见不得那种作为呢，还是受过什么刺激。要说年轻人情不自禁的时候做出点旁若无人的事也不算太过分，可老郄就是不容。所以只要有老郄一块吃饭，我们就尽量避开麦当劳肯德基一类年轻人多的地方，省着让老郄累眼又累心。 

           有一回在饭桌上我说，你知道人家小云怎么喂老公吃东西吗？老郄悲壮地看着我，我说像这样，我叼起一块东西作势往老郄嘴里送，老郄一副吃了把把的表情一边躲一边扭过去看小云，恨不能隔夜的饭也要吐出来的样子。小云笑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背着小云，老郄还专门问我，是真的吗？我说是。 一天晚上，老郄给我打电话，让我上她家去一趟。电话里老郄的声音发怪，我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住一个院儿，三两分的就走到了。老郄的丈夫不在家，孩子在外地上学也不在，就老郄一人。我说怎么了这是，半夜三更的吓唬人。细一看，老郄哭过，这可让我吃惊不小。

           往常我跟小云要是流个泪什么的，老郄会说我们眼泪“真现成”，我的理解老郄的眼泪不定得几酝几酿才能下得来呢，或者跟男的似的根本就不下来呢。女人流泪我会劝，我就怕男人流泪。老郄流泪更是让我发毛。我只好傻在那，等老郄说。老郄有话憋不住，准得说；再说大晚上把我叫来，就是要跟我说的。老郄说，他要跟我离。说着又要哭。这下我松了口气。老郄的丈夫苗为是我校友，高我三届，算是我师兄，我们一个圈子里长大的。我说别急，明儿我问问他。老郄委曲地说，他准是外面有人了。 老郄他们闹了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从来都见怪不怪，袖手旁观；再说，人家两口子的事，不找到我头上，也没有我插嘴说话的道理。这回看来是闹大了。 我径直了问老苗，是不是向外发展了？老苗说你听她胡说呢。 “你是个大男人，也不说让着她点儿。” 老苗一听就急了：快别跟我说这个，你看她像个女的吗？我是没本事换个儿，我要是变个女的准比她强。我哪是娶了个媳妇呀，简直就是娶了个老爷们。你还别笑，我有苦都没地儿说去。 我强忍着说，好好好我不笑。 我跟老郄说没事，他吓唬你呢。往后你得“女”着点，比如犯个“贱”什么的，不“犯贱”那还叫两口子吗。 

            没过多少日子，老苗打电话问我，你跟她说什么了？我说，怎么样，人家响鼓不用重锤吧，是不是一点就通了？老苗说，我现在一见着她就头皮发紧，一身的寒毛吱拉就立起来了。我说，大师兄呀，你要是无福消受，可就是你的事啦。 小云问我，你瞧出来老郄有变化了吗？我说瞧出来了。小云说是不是老郄“更年”了？我说嗯，像。

                        老榆的网恋 

           老榆网恋了，这可真让人想不到。要不是他拚死拚活的跟他媳妇闹离，任他谁说我也不信。 老榆其实姓余，比我们大两岁，是留级生，留过两级才留到我们班，人老实又蔫蔫的，每天就是夹着书本宿舍食堂地晃着，早晚自习按时到按时走。在班里一天也不听他说一句话，老师提问的时候他从不主动举手，点到他了，他就面无表情地站起来，会与不会都是一脸的茫然。

        老榆没朋友也没什么爱好，文艺体育活动都找不着他；也没任何招人眼的地儿，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就算几天不上课估计也没人知道。到我们班之前他的名字就被写成“老榆”了，大概他长了个榆木脑袋，又一脸呆气。要说也怪，不知他是晚熟还是从前没用功，反正自打到了我们班后，突然“天目大开”，蔫儿仍就是蔫儿，但学习一下子好得不得了，直追前三名。然后理所当然地考上了大学，学的工民建，毕业分配得也还不错。那时候的大学生都是国家管分配的。 老榆在大学里只顾埋头学习，工作以后又只顾埋头工作，心无旁骛，于男女之道简直就是混沌不开，很晚才经人介绍说成个媳妇，婚后又一门心思地经营着小日子，已经有了个13岁的女儿。 老榆“出墙”，又这岁数？这可真是蔫儿人里出了豹子了，让人吃惊之余又不免惶惑：连老榆都“那样”了？ 要说真是什么人什么命，老实人碰上了实在事儿。

           老榆那网上的恋人是个单身，带一个10岁大的儿子，比老榆的媳妇还要配老榆。从一开始认识，俩人就没说一句假话，全是原封原的大实话，这在网上可不多见。老榆闹到最后跟她媳妇说，要不咱俩就离，要不离你就甭管我的事。人家老榆媳妇也是个烈性子，一怒之下真就跟老榆离了。 老榆活了半辈子才知道什么叫感情，从前只结过婚没恋过爱，这次的网恋对老榆可以说是初恋。初恋有谁能拦得住呢？更何况是老房子着了火，根本没得救。 又见到老榆的时候我很是讶异，脸还是那张脸，但因为有了灵气而活起来，看上去比从前顺眼多了，甚至有点神采飞扬的味道，而且老榆的话稠得让我听不过来，可以称得上是谈笑风生了。 用“大器晚成”形容老榆再合适不过了，无论是学业上还是情感上。几年不见，老榆生是出息得让人不敢认了。 这还是那个打都打不出响儿来的老榆吗？ 见网友 师傅跟我说，你再叫个人，跟我去趟北京。我说，那就小六吧。 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昨天小六才跟我说师傅，我北京有点事，帮我留神听着点。这不，机会就来了。

           小六今年30，正是使坏的年纪，他身边的女孩儿像过幻灯片，他一个也没看上，或者他根本就不打算看上。他说我都快烦死了，是个人就催着我结婚，除了师傅你。所以小六把我当知已。因为打他一跟我，我就说六子，听师傅的，30以前别急着结婚。 小六浪荡惯了，经他手的女孩儿都呆不满三周。小六说可笑，想管我。于是，“管不住”小六的女孩儿一个个愤然离去。从高中起就追女孩儿成瘾的小六心浮气躁，像一匹未经调教的野马。可是今年小六30了，他有点急。他说，我倒不是想要媳妇，我是想有个女朋友。还真不知什么样的女孩儿能收住小六。 从去年起，小六在网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说，我先犯酸，吟诗做对，再装大尾巴狼，假深沉，妹妹们都禁不住。 小六第一个见面的网友叫“一路裸奔”。俩人先是在网上相见恨晚，又在电话里情真意切，于是趁热打铁。没承望小六回来说，师傅，我可是吃了苍蝇屎了。

          原来那“裸奔”五大三粗，像个壮汉，还大着好几岁。打那以后，小六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非看了照片才见呢。 还别说，小六真碰上了几个不错的女孩儿，他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挨个给我介绍。我问，六子，一个月见几个呀？你挣那点钱够用吗？小六说师傅，你当全是我请呀？看见了没，像这样的，“四星”以上的，我才请呢，低于“四星”的，她请我，还得看我高兴不高兴呢。 真有他的。 在北京办完事，小六跟我磨叽，“帮我跟师爷说说，我想出去一趟”。淘神的小六就怕他师爷。我说自个说去，我可担不起你的“过”。 “我不干别的，就是去会个网友。” “哟，战线拉到这来了？” 小六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明知道他跟我装蒜，我还是心软了。 师爷黑着脸说，早点回来。 小六悄悄说，要是晚了，你可千万替我搪着点。 小六这一走，我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让这臭小子搅得我动了“凡心”，我在这也有个网友呢...... 


                 什么时候感觉到浪漫 

          如果我跟你说，我去了趟内蒙古大草原，在蒙古包里睡过一夜。你一定会心生羡慕地说：“哎哟，真浪漫！” 但我不得不告诉你实情。 蒙古包里只有一个砖砌的大炕，呈大半个圆型，炕上孔雀开屏地摆着七床被褥，人要是也按那种布局躺下的话，头或者脚就得收作一团，就像水上芭蕾中的一种图案。我们只有5个人，就做了一些调整，挤冰棍一样排成一溜儿。这种排法比较占地方，如果是7个人的话，还真放不下。 草原上缺水，我倒是想到了，但被褥脏到不能盖的程度，我还是始料不足。我们没洗就睡了，是彻底的没洗，从头到脚没沾一点水，连牙都没刷。晚饭吃的是香喷喷的羊肉，这回真要“齿间留香”了。话说回来，要钻到那么脏的被子里去，不洗也罢。没敢脱衣裳，就那么囫囵个的躺了一夜。 

          我以为就我们女人“事儿多”，第二天问了问同去的男同胞们，他们也没一个脱衣裳睡的，包括平常说自个“不讲究”的。 按说我不该说这些煞风景的话，就像身着比基尼泳衣的性感女郎，你非得揭露说，你们不知道吧？她肚皮上其实有一条疤。 可岁数不饶人，一到了这年龄，就不由自主地尽说些丧气话。所以我两个妹有什么好事都瞒着我，宁可憋死也不会告诉我。我会把明明看着是很好的一件事“分析”得七零八落，非把她们说得扫尽了兴为止。 但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怀念我在蒙古包的那一夜。就像我的初恋发生在校园里，那时我们跑到背人的草棵子里去喂蚊子，起一身的大包痒好几天。但现在想来觉得那是浪漫。


                  身边有个“体育迷”

           按说老何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不干我的事。我们不在一间办公室，也就是每天在食堂吃顿中饭的空儿能坐在一起。可我怕她，因为躲不开。她不让我躲开，她老追着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老何发现了我。以前吃饭的时候老何不挑人，赶上谁就跟谁坐。后来不了，专找我。开头我也没怕，老何的品位不俗，喜欢看体育类节目；而我周围跟她同龄的女同胞们大多都爱看连续剧，能让她们流泪不止的那种。老何跟她们比起来要高雅得多，我不烦她。 老何最喜欢球类，大到排球、篮球，小到乒乓球，凡赶上电视里播比赛，每场必看。这倒没什么不妥，好在我也还算喜欢那几样，全当耳边多了个义务解说。让我有点受不了的是，中国队不能输，一输老何就急，老何一急我就有点烦。 
         
          再有就是老何会突如其来的跟我说事。比如端着饭碗，屁股还没挨凳子，老何就冒出一句“大志说要回来呢！”听那口气，我以为她在说自己的侄子外甥什么的，听下去才知道她是说男篮的王治郅，“大郅”。也没个过门，冷不丁的，跟说自个家孩子似的。接下来就是她自己的一些评论：“我看大郅是不聪明......”每听到老何发表议论，我就能吓个半死。如果不是从老何议论的口气和思路上，你还真看不出老何原来也是个地道的老妇女。 我可算知道单位那小哥几个为什么吃饭飞快了，都是让老何给吓的。其实老何从小报上知道的那点东西，我们在网上早就看过了，知道了，再由老何嘴里说出来，显得甚是多余。可我这人生就的菩萨心肠，加之后天又被教育成尊老爱幼的典范，实在是不忍心揭破。更最要命的是我吃饭慢，怎么也学不会人家那种像直接往胃里倒的那个速度，所以只有从头至尾听老何细说。

              从此我就落下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毛病。刚开始还只是跟老何才这样，再后来跟别人也这样了，扳都扳不过来。 

        老董 

             头一次听说有关老董的事，我中学还没毕业，大概78年前后。一次家里来了几个大人串门，不知说到了什么，发起了感慨。我听到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小姚也真是，跟老董那么好，还上外面乱。 我那时已有十五、六岁，知道他们在谈论男女之间那些事。他们说的“小姚”我没见过，老董我倒是认识，56年来到这的。 得简单交待一下这里的背景。早20年前，这里是半部队性质，说“半部队”是因为，与部队相同的是，职工们都发军装，吃军粮；不同的是，不用每天出操训练。但宿舍区装着大嗽叭，早午晚响三次。吹起床号，播新闻。 老董他们是最早来到这里的那拨人之一，那拨人里也有我父亲。 早些年，人们对男女关系----当然是非法的----比现在要重视得多。具体说就是，基层群众大都眼睛雪亮，视他人之事为已任，负责时刻监督，且知情必报;组织上也决不会等闲视之，一定会“随民愿”，以“生活作风问题”论处。
           
           一个人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别跟那几个字沾边，有不知深浅的陷入“男女关系”的沼泽中，一辈子就算完蛋了。 楼上住过一个叫严召的人家，一儿一女四口人。这严召便是因为“作风不正派”，被发配到了新疆建设兵团。老婆气恨之余跟他离了婚，两个孩子自然没有严召的份。以后再没了他的消息。 那时候“有作风问题”的严重程度决不次于“现行反革命”，但比反革命还要面上无光。如果被当场抓获，也要象反革命一样，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审查。据领导说，他们从没有布置过那样的任务，都是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义务之举。 严召就是“被当场抓获”，并经批判会审查处理过的。 有一天收拾抽屉，发现父亲那拨人的一张照片，是56年他们刚到这里时照的。二、三十人，前排有6个女孩子（现在也都上了岁数了），所有的眼神都是那么质朴，带着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会有的表情。

           我指着照片上唯一我不认识的女孩子问母亲：“这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母亲说：“是姚舒美，望南的妈，72年就回老家了。” 我竟莫名其妙的有些兴奋：“就是老董离婚的那个？” “可不是，好好的一家子。那时候！” 照片上的姚舒美一头卷发，想必是天生的，那个年代谁敢烫发！尖尖脸，眼睛大小刚好合适;小碎花的上衣，泡泡袖;脑袋向左歪着一点，娇弱可人的模样。 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啊？”到了可以发问的年龄，我的好奇心也来了。 我便知道了老董的故事。 姚舒美是江苏扬州人，老董是浙江绍兴人。老董叫董善祥，不知是名字拗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打20多岁起，人们就叫他老董。小姚温柔娴淑，老董纯情浪漫，两个人一见钟情，在那拨人里最早结了婚。生有一子望南，一女笑南。那个年代，两口子好成那样的真少见。姚舒美聪明、漂亮又能干，把女人的优点都占尽了，又知道疼老董. 
           
           老董也享了几年的福，吃好吃的，穿体面的，光头净脸的进进出出。 没有人能想得到姚舒美为什么要“对不起”老董，总之是被人瞧见了，确切地说是“被当场抓住了”，和刚才说过的我家楼上的严召。 老董出差在外，严召的媳妇正有病住院，排除了双方的家人“前去捉拿”的可能。至今那个富有“正义感”的好事者是谁，出于什么目的，也没人能说得清。 批判会连着开了5天，本来也不需要开那么多天，一天也就够了。“主审”问：姚舒美，除了严召还有谁？姚舒美说不出别人了。主审觉得这样太过简单，陪审们也不大甘心，围观的部份群众也觉得还没过瘾。所以不交待点人们不知道的新内容，批判会就别想结束。于是不让小姚回家，也不让休息。就这样，批判会连着开了5天，终于小姚招了二、三十人都和她“有一腿”。
        
            有意思的是：凡是头一天被小姚“点中”的人，第二天就不准来开会了，等待另外接受审查;而家属们一听到有自己的丈夫，第二天也就没脸再露面了。结果是来开会的人当然越来越少，到第5天上基本已没什么人了。组织上大概也算了算，小姚哪能有那么多的时间：要伺候老董，还要伺候两个孩子，还要上班。 反正批判会开了5天就不能再开了，再开下去，不知还要有多少人“到死也说不清”。只处分了严召一个，把他打发到新疆去了。其他若干人终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追究”。 组织上是不追究了，但被“点”过的人各自家里却是闹翻了天，成了一笔糊涂帐。 姚舒美被开除了公职。 组织上又来做老董的工作，不辞劳苦，一遍遍找老董谈心，把厉害关系跟老董讲了无数遍，中心意思是劝老董“醒悟”----就是离婚！不做通老董的工作，组织上就显得无能。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事是属于个人的，你不能跟组织上讲：这是我的私生活，我媳妇如何，只要我不嫌，轮不到谁来有意见----那个年代不能说这样的话。老董终于不敢顶着“背弃组织”的恶名，让姚舒美走了。 离婚时没有财产分割，那时候人们也没什么财产。家里的东西老董让小姚随便捡。小姚带走了两个盛衣裳的木箱和女儿笑南，给老董留下了11岁的儿子望南。 姚舒美回到了老家扬州，老董像被抽了骨髓一般，人一下塌下去了。 每到有探亲假，老董就带着儿子往南边走了，好奇的人们就问望南：看奶奶去了还是看妈妈去了？望南说是看妈妈去了，才满足了人们的猜测。

                老董一个人带着儿子过了3年，姚舒美在扬州也等了3年。第4年上，组织上终于又出面了，把35岁的老姑娘时上兰介绍给了老董。第二次的婚姻没有给郁郁寡欢的老董带来什么快乐。不久，姚舒美在扬州也结婚了。 几年前搬过一次家，和老董住在了一栋楼里。又结婚的老董刚好40岁，比从前瘦了很多，背也伸不直了，没有了年轻时的风度。难以想像10几年前，老董舞跳得好，歌也唱得不错，走路都像踩着拍子。自姚舒美走了以后，老董很少再说笑了。 老董称我为“云小姐”，有时像是开玩笑，有时又像是真的。在这个圈子里，平常人们叫我小云、家容，开会的时候称我云家容同志，唯有老董喊我云小姐。只那一瞬，不知怎么能让我看到老董活泼开朗的样子。这是老董让我感到特别的地方。 时上兰长得也不难看，出门碰上也打个招呼，只是看上去倔巴巴的，拒绝交往的样子。我没去过老董家，不知道时上兰喜欢不喜欢别人上她家去。人们道别的时候爱说：上家玩去啊！但从没听时上兰跟谁说过。 可还是有人去了老董家，不然怎么会知道，时上兰和小姚“简直不能比，又笨又懒，饭都不给老董做”。
           
            这话听上去倒是可信，因为从我家的阳台上能看到时上兰刚买了菜回家，老董又去买。不止一次。看那样子菜也是分着买分着做的。而且，望南不在家吃饭，上单身汉们打饭的大灶上吃。 想必这都是后来的事了，不然也很难有二儿子应南的出生。有了应南，给郁闷的老董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和安慰，让老董觉着又有人跟着他需要他了，因为大儿子望南除了睡觉就不怎么在家呆。有应南的时候，望南已经16岁了，虽然跟后妈相处得不好（要相处好也难），却非常喜欢这个弟弟，趁后妈不注意的空子逗一逗他。后妈不让望南碰孩子。 应南像极了老董，让从前置疑“还不知头两个孩子是不是老董的”人们放了心。应南像是老董的跟班儿，看上去有意思极了，好像老董领着一个按比例缩小了若干倍的自己。应南成了老董第二次婚姻的稳固剂，应南会说话以后，在父母之间传递信息，活像个特务。 望南22岁就结婚了，媳妇比他大2岁。有一阵子，老董就上大儿子家吃饭，后来也不去了，常去也不是事儿。望南自打结婚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想应南了，就让老董偷偷领过去。 两年以后，望南给老董生了个孙子（也从没见上这边来过）。应南才8岁，刚上二年级，对自己“叔叔”的身份非常自豪，时常往哥哥家跑，和小侄子玩在一堆。 望南结婚的时候，姚舒美带走的女儿、望南的妹妹笑南正上大学，用假期来了一趟，看望父亲并参加哥哥的婚礼。笑南来的那几天，老董高兴得让人心酸，跟别人说什么都能挂上“我女儿......”。笑南高高的个子，文静的模样，比照片上的姚舒美一点不差，也难怪老董那么“得意”。除了女儿来的那几天，平常的老董多半是拧着眉毛，跟谁都过不去似的。 老董经济上不能算艰难，但也决不会宽裕。时上兰不知得过什么毛病，没工作几年就病退了，以后再没上过班。老董一人的收入要顾着连自己在内的4个人。难为老董还有积蓄，在望南结婚的时候有钱拿出来用。除了单位里发的制服，没见老董添过什么衣服，吃饭以外的个人消费就是每天一包的低档烟。 老董3年前退休了，很少再见到他。突然听说老董住院了，腿上血栓。前一阵子还得过一次脑血栓做了手术，我竟然不知道。奔到医院。老董瘦得没样子了，因疼痛身体佝偻着，让人不忍目睹。我咽了几咽才没掉下眼泪。 望南、应南哥俩揣着几千块钱连夜上北京去了，手术要用的栓管这里没有，要到北京去买，这天赶不回来的话，老董的一条腿就要锯掉。老董有些神志不清，可能是疼痛折磨的。过了好大一会，老董才有了认出我的神色。我赶忙说：“望南来电话了，栓管买上了，正往回赶。” 老董好像根本没听我说了什么，竟冲我微笑了一下说：“我女儿要来看我，快到了。”我再也忍不住，泪水滚下来.... (写于1999.03.18) 炒股 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股票是94年的秋天，我的同学喜广，他让我买一点试试，说有意思。我没当回事。那时我对股票还非常陌生，只知道它的定义是“一种有价证券”，还是上学的时候从课本上读到的。后来对股票有了一点了解来自电影《股疯》，潘虹演的。知道了股票能挣能赔，与赌博类似。我基本上是个没有什么赌性的人，只觉得潘虹演得非常好，也就是那部电影让我开始喜欢潘虹。 开始炒股是96年8月底。买股的念头来自天意，我小妹。她有个朋友在炒股，动员她也加入，说有1万块钱转眼就能变成2万----我后来印证了她那朋友说的是实话；但她没说2万块也可以一转眼变成1万。天意跟我说，别把钱存银行了，利息才几个----她的朋友也是那么动员她的----把钱借给我，我付你利息，比银行高。我一想，我又不是放高利贷的。于是，我也开始买股票。“珠海鑫光”是我花钱买的第一支股，所以记得非常清楚，但不是我自己选的，我那时对选股还一无所知，天意买什么，我也跟着买什么。 我这人做事有个毛病，要么不做，要做就非常投入。就是不怕吃苦，死下功夫那种。说好听叫专注，说不好听是死心眼。我30岁以后的一切爱好都是这么学会的，像开车、游泳、打篮球、打台球，只要是喜欢的，一沾就入迷。炒股也是。 94年我跟喜广说我既不懂又没时间，喜广告诉我不用懂不费时间，我没信他。依我的脾气，我不会做自己不懂的事，一两次有可能，我不会甘心让自己长期做个“睁眼瞎”。所以从96年买第一本书《股票操作学》开始，我真的“陷进去”了。 记得那时候最难熬的是周六和周日股市不交易，看不到每日行情。周六一大早我就得跑到南宫（离家20公里）买《每日证券》和《证券周刊》，看不上这两样，周六和周日就别想好过。报上登有每支股的K线图，周末看完了图才有心情做其他的。平常看不到图的日子，我都是跟着电视抄每天的收盘价和成交量，然后看书画图。（顺便说一下，我画的图又标准又漂亮，用彩色笔涂的颜色。如果是我小时候图画课的作业的话，能得99分。）股票慢慢占走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除了上班和吃饭，我的兴趣都在股票上，具体说都在画图上----后来我才知道，我舍本求末地走了大大一段弯路。 96年的中国股市震惊世界，是一头疯了的牛，我也跟着疯。我和天意从37元买进“陆家嘴”，涨到47了还不卖，因为报上说，“陆家嘴”是有望上百元的几支股之一，我和天意就死攥着不撒手，终于等着它跌破了我们的买价----那是后话了。 “疯”的时候，我长着一双畸形的眼睛。比如我看见交易所门口卖报的、卖盒饭的、摆地摊卖杂货的，我就纳闷：他们为什么不炒股？多挣钱！ 依据这个思路，我开始说服爸妈的钱，像温火炖肉一样，炖不烂是功夫不到。最终，爸妈的“老本”陆续让我“说”向股市。爸问，半年以后能不能把买房的钱挣出来？我说，那还不是股市里打个小滚儿。到我“栽”了以后，我两个妹就时常用“一个小滚儿”来嘲笑我。 股市最火的时候，我曾把一个朋友拉下水，那是我上大专时的同桌。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问他，炒股了吗？然后就笑他落伍了：现在谁还不炒股！他就被我带进来了。他买的第一支股是我推荐的，我在那支股上挣了钱。我对挣过钱的股票放弃原则地钟爱。他有了收成以后专门跑来请我吃饭。他离我有100多公里呢。之后便常在电话里说股票，看他着迷的程度可与我媲美。股市下跌的这一年多也没他的音信了，大概他在咬着牙骂我。 炒股能让你了解人性，看人生百态。我以前呆的中户室5个人一台电脑，清淡的时候剩两、三个人。看每个人买卖股票就特有意思。我边上一个姓杜的老头，北京人，儿子是某空军的飞行员，送给老头几个钱让他炒着玩。杜老头退休前在科研部门工作，他把搞科研的认真劲带到股市，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自认识杜老头，我开始从单纯的画K线转向分析指标和看大势。杜老头细致极了，对各路指标都有心得，小本子记得密密实实，字小得连我都看不清。但据我观察，他并没有因此而受益。老头对每一笔买卖都非常谨慎，酝酿很久才下手，如果刚卖完又涨了，他能把手连甩10几下，连说10几个“太亏了！太亏了”真让我看着不忍。 我现在炒股的环境改善多了，每个人可以看上一台电脑了。边上又是个老头，听人们喊他老钱，我不大搭理他。主要有两方面我不能容忍：一是他把键盘当仇人，下黑手那么敲，让我从耳膜到脑仁子都非常难受；第二是他那张嘴P叨叨不停地说，骂政府骗了他的钱，咒中国股市“快垮他妈的吧”，实在是让我烦。 经历了股市的大涨大跌的洗礼，我已经是老股民了，炒股让我改变最大的是我开始关心政治了，以前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虽也看报，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感受到切肤之痛，从没像现在这样希望经济发展、国家强盛、世界和平----当然起初只是出于狭隘的自私心理，盯着手上的股票，怀着戚戚小人之心。要说自己现在已经“忧国忧民”了像是夸张，可是不说这个又没有别的可以表达。 (写于1999.05.14) 嘴笨 感觉自己嘴笨是这几年的事。小时候虽然腼腆，但嘴并不笨。念书期间当班干部，除了认真学习以外，还得找同学谈心，跟老师汇报工作 ，都能恰到好处，没觉着自己“嘴不如人”。 由此可以说，嘴笨不是从小缺乏锻炼。 有一次我一个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一听见我的声音就热情地说我可想你了，你也不来家里玩，之后才言归正传说要问我一件事。这样的开场白就是有人掰我的嘴我也说不出来。我喜欢开门见山，问什么就直接说。 开始以为是性格原因，我偏于内向，不善寒喧。可后来又有同学有事跟我联系，恰好也说“想我”。第一她又不像是开玩笑，第二我们的关系不足以让她想我，第三她跟我差不多，也是个不爱寒喧的人。由此我就糊涂了：是我这些年变笨了还是她们变巧了？ 我摊上的公事、私事，凡办不成的，我就以为是不能办；换别人再去就办成了。我才怀疑是自己“不会说”。有了几次这样的经历以后，我就慢慢自卑起来，变得万事不求人，并安慰自己：又不是真笨，我是懒得跟他们说“好听的”。 如果不是我确实说过一些实在不该说的话，我一直还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嘴笨。我楼上住着一个我高中同学的父母亲，我这同学两口子上外地发展去了，把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甩给了爷爷奶奶，一去就是几年，如今这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我本来是想赞我同学这两口子可真想得开，可对着孩子的奶奶我说的是：“他们可真是放心！”，而且还不只说一遍。说完我就想用脏毛巾堵自己的嘴。亏了孩子的奶奶是个极宽厚的人，没跟我计较，光看着我笑。也许她心里在说“这丫头可真不会说话”。 (写于1999.06.15)

当意识要用某种方式评论自己，发现这是件很难的事情。在暮春的四月，在北京的风中回望自己走过的轨迹，却没有一根飞扬羽毛作为故事的引子，有的只是记忆的碎片和青春的沉淀，人生如絮，飘零在万紫千红的春天. 小时候去爸爸工作的机场看飞机的夜航，苍茫的夜空下，一架架战斗机或是教练机带着红色的光弧升上天空，在天穹下随着动作的变化而变换着不同的色彩，黄色的光，红色的光，紫色的光，还有星星银色的光互相交织。好像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在那一刻停一下，以那个仰望天空的孩子为中心，然后无数的光向着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加速度发散，在夜空划出一道道不同色彩的弧线，然后永远的消失在深邃的夜空里。 闭上眼睛想象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是夜空下的光，有不同的色彩，有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加速度，沿着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沿着心灵选定的轨迹前进。所有的光芒，过去的现在未来的一同构成人类文明的恢宏深邃。 “古今才一瞬，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纵然只是这宏大背景下的一瞬，我也愿尽情恣意的燃烧，绽放出生命所拥有的所有光芒. E=MC2 , 如果质量一定，速度越快，所能拥有的能量就越大，绽放的光芒就越灿烂。 如果两道光有相同的频率，波峰和波谷能在最大值处叠加，会融合成最完美的曲线，会有最完美的共振。令狐冲和任盈盈有《笑傲江湖 》，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有《凤求凰》，我又会和谁有怎样的旋律？ 听戴佩尼的《一个人的行李》，东京铁塔下的夜景，威尼斯的夜景，阳明山下的海鱼，纽约的雪景，巴黎的咖啡馆，一个人的纯粹，一个人的自由，一个人透透气。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欣赏呢，没有寂寞，没有清冷，会有温馨，会有浪漫, 那纯粹和自由呢？圣经上说，上帝在第七天，从亚当的身体里取出一段肋骨做成夏娃，所以男人和女人要离开最亲爱的父母而居住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纯粹，一个的自由。去长城下想象孟姜女，在北海荡起双桨，到太和殿看飞檐，在紫竹院信步，一个人的纯粹，一个的自由。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共同的梦想和希望构筑的爱则会细水长流，永垂不朽。